官箴是古代劝诫官吏的文字，所论多是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与从政能力，具有丰富的廉洁文化内涵。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这十六字官箴又称《戒石铭》，是我国古代流传极为广泛的一则官箴，自宋代起便刻石立于州县衙署中，时时警醒为官者。追溯《戒石铭》的源流与演变，既能洞悉古人以石警吏、以文化人的智慧，亦可为今天的我们培育廉德提供历史滋养。

　　一箴流传，见千年沿革

　　《戒石铭》的文本源头可追溯至后蜀后主孟昶所作《颁令箴》。后蜀是五代十国中以成都为中心的一个政权。后蜀广政四年（941），孟昶目睹地方官员贪腐成风、民生凋敝，深感吏治不修则国无宁日，遂亲撰《颁令箴》，颁行于蜀地所有州县，以此训诫各级官吏。《颁令箴》四字一句，共二十四句，计九十六字，全文既述君主忧民勤政之心，又明确官吏抚民守职之责，还提到了东汉“时苗留犊”等典故。后世通行的《戒石铭》四句，在《颁令箴》中并不相连：“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在前，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”在后。

　　北宋乾德三年（965），后蜀灭于北宋，宋太祖赵匡胤亲身经历五代更迭乱象，将整肃吏治作为治国要务。之后，宋太宗赵光义摘取《颁令箴》中的四句，更定其次第，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的十六字官箴由此问世。南宋洪迈的《容斋续笔》载，宋太宗“书此以赐郡国，立于厅事之南，谓之《戒石铭》”。

　　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宋高宗赵构命摹勒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所书《戒石铭》，颁行天下，“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《戒石铭》于郡县，命长吏刻之庭石，置之座右，以为晨夕之戒”。两年后，南宋使臣魏良臣奉使金营，接待他的金人亦称“自泗水来，所在州县，多见《恤刑手诏》及《戒石铭》”，足见其传播范围之广、社会影响之深。

　　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官制虽然有所改变，但在官署中刻立《戒石铭》的做法传承了下来，且在形制上不断完善。宋室南渡之后，设置戒石的做法在北方并未中断。金代沿袭宋制，仍置戒石于官署，今山西芮城尚存金朝明昌元年（1190）刻石。元代州县立石，所承多为金代之旧。元代立石是否出于朝廷统一规定，已难确考，但部分地区（以浙西为主）对铭文内容有所调整，“至元癸巳，浙西廉司移治钱塘，司官大使容斋徐参政改书其铭曰：‘天有昭鉴，国有明法，尔畏尔谨，以中刑罚。’”元代在地方上设立了肃政廉访司作为监察机构，“容斋徐参政”即徐琰，曾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，他对铭文的调整，更加突出“国法”的威严。

　　明代官府设戒石亭，以亭覆石。田艺蘅在《留青日札》中说：“我朝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，作亭覆之，名曰‘戒石’。镌二大字于其前，其阴刻‘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’十六字。”清代沿用明代规制，考虑到戒石亭立于甬道中央有碍通行，后逐步将亭改建为石质或木质牌坊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戒石坊”。坊之正面多刻“公生明”三字，与背面《戒石铭》十六字互为表里，“公”与“廉”在官署中遂成一体。如今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、河南内乡县衙、山西平遥县衙等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官署旧址中，戒石坊依旧矗立。

　　一石载道，成千古范式

　　观《戒石铭》载体，从一方青石到巍然亭坊，千年间几经更迭；究箴言之深意，十六字虽短，却可读出三重内涵：遏贪念于未萌，明吏治于德法，鉴清浊于民心。

　　青石铭训遏贪萌。戒石不藏于秘阁、不悬于深宫，而是立于衙署中的显眼位置，目的就是使官吏日日经过、时时得见，见铭文而常怀戒惧，慎独慎微慎初，对照箴言自警自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因此，《戒石铭》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，它时时提醒为官者注意自己的行止，勿突破为官底线。

　　德法兼修明吏治。《戒石铭》十六字平白如话，包含两层治吏智慧。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”两句言民本仁德，为官者的俸禄来自百姓劳作所得，于道德层面唤醒为官者的良知与自觉；“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两句言天道律法，昭昭天道与森严国法构筑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，逾越则必受惩罚，为官者应心存戒惧，不能恃权妄为、欺压黎庶。前两句倡德、后两句明戒，既有内心的道德浸润，也有外部的规则约束，二者刚柔并济，共同构成了德法兼用的治吏逻辑。

　　公堂示信鉴清浊。戒石立于衙署之中，不仅能够警示官吏，也将为官准则公之于百姓面前，即使目不识丁者，通过他人的转述也能对其了然于心。正因如此，《戒石铭》不仅是对官吏的忠告，也成为百姓衡量官吏的一面明镜。公堂之上，官吏看到戒石，以此提醒自己天理昭彰、民心如鉴；百姓旁听审案，亦以此观其言行、察其曲直。由是，官之贤愚、案之清浊，不必等待史官褒贬，民心自有裁断。

　　一脉廉风，蕴为政哲思

　　《戒石铭》从宋代一直流行到清代，千载风雨沧桑，青石或有磨损，但其中蕴含的廉洁文化精髓却从未褪色。它将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、修身守廉的道德追求、公正用权的价值准则融为一体，在岁月流转中逐渐沉淀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在一代代贤能官吏的践行传承中延续至今。

　　以民本为根，筑牢廉洁从政的初心。心怀百姓、体恤民生，是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鲜明特质，亦是《戒石铭》的核心要义。在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中，廉并不仅仅关乎自我修为，而是与百姓福祉息息相关的为政大德。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”两句，以朴素直白的语言，揭示了官吏的衣食住行、国家的运转开支无一不是百姓劳动所凝的道理，将廉洁的评判标准牢牢锚定在民生福祉之上。自《尚书》言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《淮南子》论“治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”，至南宋朱熹注《孟子》复申“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为民而立”之义，民本始终是中华传统廉洁文化最深的一层底色。

　　明代历任兵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的范景文为杜绝亲友请托，每到一处任职，便在衙门堂鼓边放置一块牌子，上书六个大字：“不受嘱，不受馈。”百姓交口称赞，尊称他为“二不尚书”。同僚为他撰写一联：“不受嘱，不受馈，心底无私可放手；勤为国，勤为民，衙前有鼓便知情”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范景文赴山东东昌府任推官，公正断案，当地因蝗灾引发饥荒，哀鸿遍野，他积极赈灾，“条行荒政”，使众多灾民得以活命。从“不受嘱、不受馈”的清廉自守，到“条行荒政”的恤民实绩，范景文用一生诠释了何为“廉者，民之表也”。

　　以修身为本，夯实廉洁自律的内在根基。《戒石铭》云“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，衙前立石示人，靠的是众目；上天难欺警人，靠的是冥冥之威，二者皆自外而加，能使人不敢为，但不足以使人不欲为。若想达到不欲为的效果，根本还在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。若心中本无贪念，则无须外在力量的制约，也能做到廉洁自律。这种向内的用功，古人称之为修身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治理逻辑，认为个人道德修养是从政履职的先决条件。守廉必先守心，治人必先治己。

　　北宋赵抃官至参知政事，《宋史》载其“日所为事，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，不可告，则不敢为也”，白天做过的事，夜里必定整肃衣冠、焚香陈告于天；有不敢告于天的，就不敢去做。《宋史》有记载他“平生不治赀业，不畜声伎”，身外没有可以牵掣的东西，立朝才无所畏惧，所以敢“弹劾不避权幸”，被人尊称“铁面御史”。所守既在心中，行止自然不苟，正是修身二字的分量。

　　以公正为尺，确立廉洁用权的实践准则。古代社会的基层治理、司法断案、赋税征收等事务，由各级官吏执掌，其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，甚至决定着百姓的生死祸福。廉洁不仅意味着不贪不占，也意味着秉公从政、公正无私。

　　《周礼》记载了“六廉”的官吏考核标准：“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从字面来看，六项标准皆以“廉”字起首，其后各缀代表为政素养与施政能力的字词。这种构词方式蕴含着古人深刻的治理智慧，即为官者要有担当、有能力将“廉”的个人修养外化为治理之道。北宋名臣包拯的事迹可为印证，其“廉善”于乡里，侍亲至孝，以清节流芳于世；“廉能”于政务，在任开封府尹时改革诉讼制度，大开正门，使百姓能直陈冤屈；“廉敬”于职守，夙夜在公，铁面无私；“廉正”于裁决，敢于冒着丢失官职的风险弹劾权贵；“廉法”于律令，审慎把握法度分寸，不徇私情，其从舅犯法，亦当庭依法杖责；“廉辨”于是非，于错综复杂的案件中明察秋毫、抽丝剥茧，公正断案、毋枉毋纵。

　　青石不语，箴训长存；千年清风，永续不绝。一方戒石铭，镌刻的是古人的为官警训，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廉洁追求，启迪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赓续廉脉、书写新篇。（翟峻基 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）